↑周永昌，年出生，上海交通医院超声医学科名誉主任，主任医师，终身教授，是我国医学超声诊断的先驱，著名超声诊断专家。
一个再平常不过的下午,医院超声医学科的走廊里坐满了前来求诊的病人。记者比约定的采访时间早到了十分钟,站在走廊里看着墙上对每一位超声专家的介绍,第一位就是创始人周永昌。
年,A型超声仪在医院首次被用于癌肿的诊断,轰动全国,超声诊断由此在上海诞生。不久后,周永昌牵头组建了我国第一个超声医学研究室。年,他组织编著了我国第一部《超声诊断学》专著,我国医学科学中的一支新奇葩——“超声医学科”就此绽放。
一位穿着白大褂、满头银发的老人从拐角处走来,步子从容安静,老人戴着一副很普通的眼镜,镜片后面是一双再普通不过的眼睛,人们却称他“一眼准”。他就是今年92岁的周永昌教授。
在近两个小时的采访中,周永昌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别叫我一眼准”。
天气炎热,记者对他说您喝点水吧。他却摇摇头说:“我习惯了,中午休息时喝一大杯水,下午就不再喝水了,你看,那么多病人等着我呢,我要节约时间。”
“‘一眼准’作出的诊断结论,大家都公认,你就放心吧!”
一位中年男子住医院的病房,因为他近期不时发现有血尿现象。医生照例要给他检查这检查那。“下午再去做一下B超”,医生吩咐他。“B医院刚做过,还要做吗?”病人不解地问。“当然要做,医院做过的,在我们这儿不算数!”医生正色道。“好吧”,病人一边轻声作答,一边从包里掏出先前的那份检查报告单准备在检查后作个比较。“给我看看”,医生拿去翻阅了一下,惊讶地说:“你怎么不早说呢,‘一眼准’周永昌教授给你做的B超,那是不一样的,那当然是最权威的。”……
江苏一家疗养院的体检中心,一位老干部经过B超检查后,两位医生回放着刚才摄下的一幅幅影像,讨论着究竟是“肾囊肿”还是“肾结石”,然后询问被查者:“去年你做过这方面检查吗?”“做过。”“医院做的?”“医院。”“哪位医生做的?”“周永昌教授做的。”“噢,是周教授啊,他怎么说的?”“他说是先天性的肾盂啥个炎,那个医学名称我也记不清了,反正他说不碍事的。”“明白了,我们这儿放在身边的这本教科书就是他主编的。‘一眼准’做出的诊断结论,大家都公认,你就放心吧!”……
一位患有膀胱肿瘤的病人,特地从外地赶来请周永昌作肿瘤分期诊断。周永昌和往常一样,开始了检查。他目不转睛地对着屏幕,双眉越锁越紧。不对劲,这位患者的膀胱肿瘤与平时所见的有所不同,肿瘤的源头似乎在膀胱之外。他详细询问病人的症状与病史,为病人做了结肠部位的检查,最后作出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判断:病人患的是结肠癌,浸润膀胱。鉴于周永昌作出的结论,泌尿科医生和普外科医生一齐上阵为患者进行手术。令医生惊叹的是,病人体内的实际情况和周永昌的诊断结果完全一致,病根是结肠癌,而且确实已浸润了膀胱。周永昌的一双慧眼,让这位病人避免了“二次手术”的痛苦。
老刘至今还记得十多年前找周永昌看病的情景。“周教授,您帮我查查,我的肾脏到底出了什么毛病。”在找到周永昌之前的大半年里,老刘医院之间,但没人能给出一个确切的结论,有人诊断为结石,有人诊断为囊肿,更有人诊断他患了早期肾癌。医院当领导的朋友对他说:“看来只有请‘一眼准’说话了。”
那是一个骄阳似火的午前时分,尽管进入了温度不高的检查室,但紧张的心情还是催得汗珠顺着老刘的脸颊一滴一滴往下淌。周永昌一边娴熟地移动B超探头,一边注视着屏幕里的影像,镜片后的双眼若有所思地眨了几下,稍顷,他对老刘说:“来,你翻个身。”老刘一时没听明白。“你翻过身去,把背朝上。”查完背部,周永昌又说“你站起来,我再查查”,几分钟后,“你再坐起来”……老刘的脸上掠过一丝狐疑的神色:医院,没有一个医生是这样做B超的!
“周教授,您要不要看看我在医院拍的片子?”整整45分钟过去了,周永昌一直沉默不语,那仿佛是老刘人生中最为煎熬的一次等待。
“放心吧,我看不是癌症,是先天问题。没有大碍,也不需要手术。”周永昌终于说出了诊断结论。
“一眼准”的一句“放心”,让老刘骤然放下了日夜悬着的心。他欢医院门口的一家小饭店,大口大口地饱餐了一顿,这是他大半年里第一次吃得那么香!
还有更为传奇的。医院,一位病人被诊断为膀胱癌,在家属的陪伴下即将进入手术室。这时,主刀医生听说周医院会诊一例疑难病症,提议“不妨请‘一眼准’再过过目”。周永昌仔细检查后,微笑着对病人说:“是炎症,不是癌,不需要动手术。”扑通几声,病人和他的家属情不自禁地跪在了地上,大悲大喜之情催得泪水一泄而出……
“如果不仔细询问病史和症状就匆忙检查,往往容易出错。”
“千万别叫我‘一眼准’。”坐在记者面前的周永昌谦逊地笑着,连连摆手说,“我也不是神医,诊断总是有对有错,我只是尽量避免错误,更仔细,更认真一点罢了。”
与其说“一眼准”是用眼看病,不如说用的是心。而病人最需要的,恰恰就是这更多一点的用心和细致。
一般来说,超声医生只要给病人诊断出有无肿瘤即可,而周永昌却始终坚持给肿瘤作进一步分期,为医生提供准确依据,以判断病灶要不要切,该切除多少。就是这份“进一步”的仔细和认真,让周永昌看出了许多像结肠癌转移膀胱那样差点被忽略的病例。
学生们经常向周永昌讨教:您对病情的看法为什么常常与众不同?别人难以分辨的肿瘤,您怎么一眼就能看出来,而且还看得那么准?
周永昌从不吝啬自己多年探索所得的经验:肿瘤部位通常会有一支很小的动脉通进去,超声探测的角度和这支小动脉的位置就是诊断的关键。有的可能很容易就能看出来,有的则一时看不清楚。所以就要从多个角度仔细查,需要时还得请病人趴着,或者站起来进行检查。如果你以为看不出便放弃了,就可能会漏诊。
“不怕多花时间,就怕看得不仔细。”周永昌说,“我经常对学生们强调这句话。”
“您是怎么发现支动脉对于肿瘤判断的重要意义的?”记者问道。
“一开始我也不知道,没有现成的教科书可以参照,也没有人教我,就是靠自己不断摸索。”周永昌的语速很慢,依旧微笑着。
而那五十余年的探索研究之路,绝不像他的口吻那般轻松。
在和超声结缘之前,周永昌已经是一名具有近十年丰富经验的泌尿外科医生。当时,没有哪个外科医生愿意轻易放弃自己的“手术阵地”,去研究无人问津的超声诊断。但周永昌没有迟疑,在没有任何资料和经验的情况下,白手起家,边实践边学习,终于在艰难的探索中发现了利用超声进行诊断的意义。
学生们都知道,周永昌之所以看得准,还得益于他独特的诊断习惯。
病人一进门,他从不急着做B超,而是先仔细询问病史,对病情作大体掌握,而后再针对性地进行检查。
“您的诊断结果和别人有所不同时,您如何坚持自己的判断?”记者问。
周永昌沉思了片刻,清了清嗓子:“超声诊断的奥妙就在于会出现‘同病异图’,也就是说,同一种病,会看出不同的图。还有‘同图异病’,那就更复杂一些。”
“遇到这种情况,怎样才能判断准呢?”
“这就需要超声医生结合自身的临床知识,把图像、病人的症状、病史三者结合起来,再根据自己的经验仔细寻找证据,诊断才能更准。如果不仔细询问病史和症状就匆忙检查,往往容易出错,即使你再仔细,花上一个小时查一个病人也许都找不到要害。有了临床经验,我一问病史,大体就知道检查的重点在哪里,有了目标,才能查得准。”
显然,“一眼准”从来不是一“瞥”准,在比别人更仔细更用心的背后,周永昌的“准”还得益于他近十年临床经验的积累。正是由于在外科及泌尿外科累积的丰富经验,加之对超声诊断技巧的潜心钻研,周永昌才成为了腹部超声尤其是泌尿系统超声诊断领域的一位权威专家。年,在国际超声医学历史会议上,周永昌被授予“超声医学先驱工作奖”。
“我不敢轻易下结论,我知道我的结论关系到病人的生命。”
“一眼准”有没有看不准的时候?
“当然有啊!”周永昌回答得毫不迟疑。“难以下结论的时候,我会让病人短期内再来随访,密切观察。我不敢轻易下结论,我知道我的结论关系到病人的生命。”
有位病人,让周永昌一直牢牢记着。由于不明原因的腹部不适,这位病人慕名找到了周永昌,根据主治医生的要求,周永昌为他检查了肾脏、输尿管和膀胱,没有发现异常,周永昌不放心,又特别为他查了查胰腺,也没有发现问题。但出乎意料的是,当那个病人再度入院时,已经被确诊为胰腺癌晚期。
“我回想了一下,胰腺的头部和体部我都查过,确实没问题,唯独没看到胰腺的尾部。”原来,胰腺尾部在超声检查时常常会被相邻的器官组织所掩盖。但周永昌有一套自己的办法,凡是来查胰腺的病人,都要先喝下四杯水,等上些时间,就能把胰腺的尾部看清楚。
“我没想到问题出在胰腺。早知道,我就应该让他先喝水,如果当时能早点诊断出来,他就不会拖到晚期了。唉,可惜呀!”多少年过去了,他总对这个疏漏念念不忘,至今说起来还痛心疾首。
周永昌不愿意别人叫他“一眼准”,但几十年来,他早就把这三个字作为自己追求的标准。他说:“因为‘准’是超声诊断的生命,是我行医的标准。”
在周永昌看来,医学是与生命打交道的学问,既然是和生命打交道,医生就要对生命有一种敬畏感。他说:“有了这种敬畏感,你就会庄严地对待每一位病人和每一次诊断。有了这种敬畏感,你就会站在病人的立场上想问题。”
一句“假如我是病人”,正是周永昌坚守的情怀。
多年来,全国各地赶来找“一眼准”的病人总是络绎不绝,周永昌每逢早上看门诊,总要一直看到下午一两点钟才能吃上饭,忙起来则什么也顾不上吃。同事们劝他吃些点心,他却说,你看看那些远道而来的病人,一清早就来排队,他们不也饿着肚子吗?无论别人怎么劝说,他都坚持不检查完就不吃饭、不休息。他说:“既然从事医学事业,就注定了我们的工作不可能是8小时工作制,病人的需要就是医生的职责。”
而今,已是92岁高龄的周永昌依旧坚持每周看门诊,如此大的工作量,让许多年轻医生感佩不已。他却笑着说:“我们做医生的,就是要给病人看病。不管多大年纪,只要我还看得动,只要病人还需要我,我就会看下去。”
“为病人做超声诊断,已经成为您人生的最大快乐。”记者感叹。
“是啊,特别是那些疑难杂症病人,查来查去都不能肯定自己到底得了什么病,最后到我这里诊断出来了,而且病人总是相信我,这是我觉得最开心的事。”
“病人找您看病,是不是得排特别长的队,提前很长时间预约?”记者问。
“除了定期随访的病人之外,对那些急需手术的急症或重症病人,我会尽可能地让他们加进来。”
“行医先要做人,有些事坚决不能做,有些事必须去多做。”
早在上世纪60年代,超声研究在国内刚刚起步,周永昌就面向全国办起了超声诊断训练班。自己研究所得的经验,他总是毫无保留地向大家传授。训练班办了一届又一届,超声事业也随之不断进步壮大。
如今,全国很多大城市有名望的超声主任、超声专家都是周永昌的学生,甚至是学生的学生。
在传授先进超声技术的同时,周永昌更是言传身教着他的行医准则,他说:“行医先要做人,有些事坚决不能做,有些事必须去多做。”
在周永昌看来,“坚决不能做”的第一条,就是不能一切向钱看。
“你看看那些得了癌症,家境又贫困的病人。我们做医生的,治病救人是天职,还要讲良心,要尽量为病人省点费用。”
“医生怎样为病人省钱呢?”
“对超声诊断来说,超声造影检查是一个自费项目,做一次要多元。如果我觉得这个病人不需要做造影就能确诊的话,我决不让他花这笔冤枉钱。我宁可少发表一篇论文,也不能用病人的钱来换我个人的论文数据。”说到这里,周永昌脸上的笑容突然转换为严肃的神情。
他经常这样告诫学生:“怎么样才算好医生?我学医的时候,哪个医生手术做得漂亮、医术高明,这还不能算最好的医生。谁的病人并发症少,而且病人花的费用少,那才真是好医生。”
让周永昌无法容忍的,是一些人为了追逐利益,丢掉了行医最基本的道德准则。
他气愤地对记者说:“我听说现在有的超声医生会做假报告,我心里很难过。病人经过治疗后体内的囊肿明明没有缩小,但为了欺瞒病人,超声医生就做假报告,说病已经治好了。搞这种欺骗行为的人,根本不配当医生!”
然而,有一些事,周永昌又会“逼”着学生们去做。因为他知道,那是有利于病人的好事。
“不要以为超声诊断只是单纯的辅助学科,是‘幕后英雄’,超声也能治疗疾病,比如肝脓肿病人,超声医生做个穿刺,病人就可能免除开刀之苦。”周永昌这样说。
医院,穿刺总是由超声医生协助定位,请外科医生完成。但在周永昌的带领下,医院的超声医生们坚持由自己完成泌尿系统以及肝穿刺等治疗。
起初,有的年轻医生不敢亲手做,周永昌就对他们说:“我们超声医生自己做穿刺对病人有好处。对病人有好处,就一定要做,就要去钻研。”直到现在,周永昌还保持着每周亲自为病人做穿刺的习惯。
采访进行到一半,超声医学科副主任王燕推开了办公室的门。得知记者在采访周永昌,王燕说:“周老这么大岁数了,每天还坚守在第一线,我们都觉得他太辛苦,但又都‘舍不得’让他休息。到现在,我们有什么疑难问题还会经常跟他请教,他是病人和我们学生的共同财富。”
周永昌笑了起来,连忙摆摆手:“别总说我的好话。”
“周老为什么被大家称为‘一眼准’?因为他不仅仅是超声专家,还是泌尿科专家。”王医生接着说。
“所以我总是跟你们说,要多学一点临床知识啊。没有临床经验的积累,就做不了最好的超声医生。”周永昌就是这样抓住机会,“逼”着身边的年轻人去拓展知识,不断钻研。
从最初的A超,到如今的彩色B超,技术在不断进步,周永昌却固执地喜欢“老一套”。他说:“以前的诊断报告是我们亲自手写,画解剖图,肿瘤位置在哪里,医生一看就明了。现在都是计算机出报告,格式统一,却不如过去那样个性化了。”
偏爱手写报告,绝不仅仅是格式的差别,周永昌坚守的是医疗诊断过程中人的作用和人的温情。
他总是告诫身边的学生:“机器进步了,并不意味着超声医生要变成单纯的数据记录员,超声诊断不是CT、也不是PET,它的特性决定了超声医生的手动操作不可替代。不管技术怎么进步,一定要把技术和人的经验结合起来,这是很重要的,千万不能忘记。”
“一眼准”的看法,其价值与意义,显然不仅仅在于超声诊断的技术层面。
#解放周末思想悦读#
在这个急躁的时代，我们努力慢下来，去探寻那些深刻的思想、动人的故事、厚朴的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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