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以此文献给教师节和中秋节，献给我的老师和母亲李慧
青海往事之—妈妈的花园
年夏，山西太原大南门。医院，一位颈部粗大仍不能掩饰美丽的女患者即将接受甲状腺切除手术。例行术前检查的时候，医生发现她已怀孕数月，而因为患病后生理周期紊乱，她本人浑然不觉。在手术和孩子之间，她必须做出决断。医生说，如果继续怀孕，她的肿物会越长越大，压迫血管神经，十分危险。她几经考虑，选择保胎保守治疗。她的丈夫远在青海，她舍不得打掉这个来之不易的孩子。
年年底，这个女人揣着怀里的调令，告别了盘山公路上依依惜别的父母，带着肚里的孩子，数次倒车，来到青海省会西宁，又从那里乘近一天汽车到了海南州共和县铁卜加牧草实验站。年1月，在这个紧邻青海湖十几里的地方，诞生了一个女婴。这个孩子就是我。
记忆中的妈妈外表端庄美丽，身材高挑挺拔，不苟言笑，在学校里教数学，人称李老师。父亲在外叫她李慧，在家叫她爱环（她的乳名）。到我记事时李老师长长的辫子已经剪去，齐耳短发，带着我和哥哥，平日里让人有些害怕。据说我一出生就是肺炎，父亲和其他同志一起值班，无聊时悄悄打打牌。李老师十分生气，偷偷拎着小锤子跑到值班室窗下，给玻璃砸了个洞就跑了。那时提倡“反修防修”，男同志兼职当民兵还配枪。父亲他们听到动静冲出来，还给小口径步枪上了枪栓。
五岁之前，我辗转于山西和青海之间。姥姥姥爷户口也曾迁到了青海。铁卜加草原改良站内，聚集着南来北往的人们。我最喜欢的是李传渠叔叔的女儿玲玲姐，长着小虎牙，和我哥一样大。她弟弟叫丑旦，留着山东孩子的桃子头。医务室的阿姨姓李，她的儿子叫小山。我们会到农业点上去看电影，来回都坐拖拉机或卡车。有个越南电影叫什么我忘了，据说，我会坐在小板凳上，学着电影里的老板娘拎着扇子吆喝：卖咸鱼唻！或者假装抽泣并一字一顿地说：阿玲，阿玲的孩子要死了！
记得是一个冬夜，我看完电影，跟随着人流上了另一辆车。妈妈上了卡车发现我不在，非常焦急。她没有和师傅打招呼，带着电筒，自己从车上跳了下去。司机快到站的时候，发现车上无人，脸都吓白了。我不知道妈妈最终是怎么找到我的。只知道妈妈第二天去给师傅道歉时，他还在惊吓中，郑重地说：“李慧，你可千万不能这样吓我了！”因为跳车是很容易被后车轮轧到的。
下雪的日子，窗户上结着雪花，很好看的图案。哥哥拿来一个红红的苹果，我问：谁送的？他说，野狼叔叔。我吓哭了，不敢吃，后来才知道野狼是冶战生叔叔的外号。这样的天气适合套鸽子。用马尾在围墙上绕行，放谷粒，鸽子来觅食脚就被缠住了。烤鸽子，烤麻雀都是是牧区孩子的美味儿。沈阿姨会帮妈妈看着我，我和她儿子田丰哥一起端着小碗吃饭。我记得我有意见小花褂子，是从前往后穿。后来曹老师的弟弟、妹妹也来站上了，她弟弟拇指多一个小指头，让我很好奇。
妈妈养了北京鸭，鸭苗是从西宁买来的。鸭子每天晚上下蛋，我收鸭蛋时非常有成就感。她和爸爸还用羊毛捻毛线染成绿的和蓝的，给我们织毛衣。我记得爸爸老给毛线机里点机油。后来，她还学会了做松花蛋。
家里的第一条毛毯是自己的羊毛送到一个部队加工厂加工的，被染成*绿色。这条毯子我保存着。看着毛毯我们很激动，觉得太高档了。第二条毛毯是送到兰州毛毯厂加工的，淡蓝色，十分雅致。
妈妈讲课的时候，我就在教室门口玩土。遇到不会做题的笨孩子，我会冲进去夺过粉笔把答案写出来，再接着到门口玩儿。我记得她有一个藏族学生叫蔡金花，她的父亲蔡普路叔叔好像当过骑兵，账房里有一张很威风的照片。当年有个叔叔自杀在蔡家的帐篷内，把孩子吓坏了，因为是用匕首抹的脖子。金花曾把加了红糖的新鲜酸奶放在我家门口。另有一个蒙族学生叫款金措，还给我桃酥吃。小卖部里，摆的好吃的最惹眼的是撒了白糖颗粒的山楂片，太馋人了。三十年后，我重返铁卜加，给遇到的小姑娘们买了很多糖，借以补偿我缺甜的童年。
美丽的妈妈
妈妈总是很严肃，她和我身上都缺少一种甜腻腻的东西。我来自性格遗传，她可能是因为太漂亮了，有姿有色。不需要捏着嗓子讨好男人。妈妈腰不好，有压缩性骨折。但造成的原因是帮父亲一个朋友来取羊，没有力气还努力把羊背着递过去，把腰搞坏了。她其实是一个外冷内热的人。
我和父亲更亲近些，因为他爱笑。而我生病或受惊吓时，只要吃罐头或摸着妈妈的乳房，就会很快病好。
哥哥更依恋妈妈一些，因为他是四岁随母亲从山西来的青海。每次他盯着妈妈睡觉，只要呼吸弱一些，他都会跑去找爸爸说，快看，我妈好像不出气了。哥哥一次跟着大孩子站在梯子下玩儿，梯子掉下来砸破了他的脑袋，他贴片糖纸就回家了。他挨打的事情一般是偷骑牦牛和滑冰。草原的记忆基本是浪漫而欢快的。
青海海南共和铁卜加草改站家门口的妈妈
年的某一天，正在外面疯玩儿我被带回了西宁。
跟爸爸回到西宁草原站北楼的某一天，妈妈从铁卜加也回来了，还给我带了红领巾，并告诉我，我的大名是李劲*，而不是李小*，李**，要到西宁五四小学上二年级。我很激动，在北楼和妈妈哥哥照了这张珍贵的合影。那一天，我由一个玩土的野丫头变成了二年级小学生和少先队员（我们那时叫红小兵）。
北楼和妈妈哥哥合影
记得9月的一天，早早放学的我听到草原站的灰色大喇叭里放着哀乐，说毛主席去世了。我飞快地跑回北楼的家中，敲开门，给睡觉的妈妈报告了这个噩耗。妈妈立刻指着我说，怎么可能，不许胡说，你这个小反革命！
毛爷爷确实去世了。我很悲伤，却怎么都哭不出来。在学校的追悼会上，我觉得只有我一个人没有泪如雨下，回家就吓病了。妈妈给我的请假条上写因过度悲伤，生病了。
五四小学的岁月非常短暂，数学老师的陕西西府口音使得我和她之间如鸡同鸭讲。她骂我“本足玉”（笨猪）。孰不知，我三年级的数学也会做，只是，我听不懂她让我干什么。而且，转学前我才听懂她骂我什么。
那是一个寒冷的夜晚，妈妈回来很晚，突然到北楼把我接走，走了很远的路，领我到很偏僻的一个地方，一个旧家属院一楼的房间。有两个白白胖胖的姓崔的姐姐在家里，还有一个戴眼镜的阿姨，她说话是晋南口音。妈妈说晚上和那个姐姐睡。我说，妈妈，你呢？她说不要管她。我很害怕，因为爸爸还在牧区，弟弟在山西，妈妈一个人领着我和哥哥。当时她只有三四五岁。为了回到西宁，她放弃干部的身份，以工人身份调到无线电二厂当保管员，后来又恢复的干部身份。之前她连小学带初中，从山西到共和已经当了十三年老师。
我那天来的地方是隶属国防工办的八九七二厂，对外称青海省无线电二厂。二厂离草原站很远，位于西山脚下。
后来我才知道，妈妈按厂里老师傅的建议，把空宿舍的明锁橇了，搬了进去。我在老乡家睡的那天，她领着只有十岁的哥哥，支了一张空床，住下。其实，那天她没睡，一直在收拾房间。那是一个两居室，我一直住到十四岁。当年房间是配给制，领导说给谁就给谁，妈妈求了无数次，说不通公交，每天跨过全城来上班，孩子照顾不上，真的太困难了。可没人搭理。无奈下，放下做老师的斯文，为我们抢到房子。今天，我想对九泉下的妈妈说：妈妈，您太棒了！
后来几天我们又回回草原总站一点点搬走家里的东西，我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北楼，开始了人生一段新的生活。我也随后转学到了贾小庄小学。我还记得去上学的第一天，是妈妈同事张淑慧阿姨的爱人闫宝湘叔叔开车送的我和哥哥，她家里有一儿一女。
6岁和妈妈在一起
来到无线电二厂的家属院，是一个全新的环境。这里的土山丘上，长着很多野枸杞，开着淡蓝色的花儿，孩子们叫它狗桔子。这里的孩子会用碎玻璃野花拼接一种叫天气预报的图案，非常有趣。接纳我的第一个小伙伴叫常淑珍，她穿着橘*色条绒上衣，梳着两个大刷刷辫，人特别好。
厂子背后就是西山，山上墓碑很多。厂里厕所后面，有两盆开得很漂亮的牡丹花。妈妈喜欢花儿，几乎到痴迷。山西姥姥家的院墙上，有一盆瓦罐里养的黑牡丹。山西话把牡丹叫毛丹。那时家里的窗台上种满了鲜花，倒挂金钟，紫铜锤，臭绣球，令箭荷花。妈妈会沤一些豆子水浇花，味道太冲了。尽管其他家庭成员表示强烈抗议，李老师置之不理。
二厂让我最喜欢的是可以洗澡。过去条件不好，加上气候高寒，我们洗澡的次数非常有限。有一个顺口溜是这样说的：青海好！青海好！青海的姑娘不洗澡！在草原站住时，我们排队去附近的西宁浴池洗澡。主要是用浴缸，有点贵。有一次，我从浴缸里出来，又跑到洗手池洗头。服务员非要让我另交三毛钱，妈妈拉着我快快穿上衣服溜了。因为我们身上多一分钱都没有。那时的洗头水非常精致，是燕鱼形状的塑料简装袋的。西宁浴池还有另外的主要功能，洗照片，理发，染衣服。我的红呢子小大衣染黑后给了还在山西的弟弟。那里有一个理发员阿姨叫奚小玲，山西人，胖胖的，手艺很好，经常给爸爸他们理发。
二厂的职工很多来自北京和上海，好像招工来青海就不用上山下乡了，比草原站的人要时髦。女青工普遍烫头，穿半高跟鞋。男青工下班后皮鞋都擦得锃亮。厂里有托儿所，医务室，广播站，花房，食堂，一应俱全。广播站的播音员陈阿姨是上海人，有两个双胞胎女儿。有个车间主任姓李，人特别好，整天喊胃疼，最后才知道是肝癌去世了。食堂旁边有很大的浴室。浴室中间是一个大浴池，边上有很多淋浴喷头。孩子们一看见浴池就很兴奋。妈妈把我拉住，不让我进大池。不想水雾太大，我没看清坐在池边一块滑滑的肥皂上，连人带肥皂跌进了大池里。妈妈一看慌了，不顾一切跳进水里捞我，自己一只耳朵进水，以后反复发炎，一直不太好。
冬天雪很大，我得去班上值日生炉子，妈妈早早起来，踩着厚厚的雪，打着电筒，一直把我送到油脂化工厂下面的路口，目送着我远去，才返回。我八岁的时候，传染了麻疹，高烧不退。有位从新疆转业的毛阿姨给妈妈送了葡萄干，让煮水喝，把疹子逼出来，烧就退了。我全身除了眼珠，几乎都是红疹。而且便的是白沫子，就像肥皂泡一样。妈妈抱着我上厕所，又把我抱回床上。几十年后，她去世前，并不年轻的我，医院卫生间，让我想起了童年时的这一幕。
她可以很自如地为我辅导功课，所以我小学数学一直不错。我后来发现，李老师，我妈妈，其实是我人生的第一位老师，授课应该是五岁教室门口玩土开始的。
有一天放学，家里没有人。后来才知道，医院。为了回到西宁，她曾经握粉笔的手去清点钢材当保管员，钢筋下来砸在手上，食指末端砸下一小块骨头。我读到第一张X光片，关于骨折的认识，就是来自于妈妈那张小片子，而并非是十多年后上的医学院。尽管十指连心的痛，她不敢让远在牧区的父亲知道，仍然坚持给我们做饭。当时有位厂长姓胡，东北人，很不错，他们家阿姨姓郭，个子不高。我们第一次在她家吃大葱和小白菜蘸面酱。青海的大型企业主要来自东北，他们一直顽强地保留自己的语言和生活习惯。
姥爷在山西很早参加革命，会用左手织毛衣。曾经他给妈妈织过一个装了弧形拉链的毛衣，喂奶时不用撩衣襟。他是左撇子，也遗传给了我。妈妈一般会告诉带我课的语文老师，发现我用左手写字就用橡皮擦了。因此，我一直在两三年时间里艰难地学习用右手写字，但直到今天，我用手机编写短信时依然是左手。因为写字慢，有一次考数学，我手忙脚乱写完名字，老师已经走了。我吓得回家给妈妈说没交考卷，打算挨打。妈妈领着我去了贾小庄小学老师的家中，我记得那位女老师姓李，头发有点自来卷，住一楼，青海口音。耐心地听完了妈妈的解释。后来，她在班上念了我的考卷，说，应该得分，但晚交卷，扣了10分，得90分。现在想，真是位好老师。左撇子的特殊情况，使我上体育课非常茫然，我的大脑需要翻译一下老师的动作，一搞不好，就会变成一顺子。比如中学时的篮球课的滑步，我做得非常艰难。而平足又使我弹跳力差，这些都让我很自卑。
小学的我应该是风光的，教语文的赵老师，姚老师，教数学的王老师，对我都非常好。王延俊老师是民和人，对我非常偏爱，他和爱人陈老师也一直与我保持着联系，但去年玲和小闵送《凝望》时，他已经去世了。教语文的姚老师带着黑框眼镜，好像是湖南人，我记得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就是她教我们的课外故事。记得她在班上朗读我的作文，对其中“乌云是遮不住太阳的这一句”非常欣赏，一再表扬。我还记得她朗读《半夜鸡叫》中“牛倌，把饭给我端回去”这一句时，活灵活现的语调。我的数学和作文都得过全市奖，但有一次把作文写砸了，写了一个魔幻体。王老师气得浑身哆嗦。那时候，我就明白，老师是世界上和父母一样，最希望孩子出息的人。
妈妈没有再当老师，还有一个原因，她觉得自己不会讲普通话。但她一直对我的学习盯得很紧。发现我多照镜子，就会故意把镜子挂墙上，以我的身高，根本看不到。
我上四年级时，弟弟来了。他和妈妈有些生分，彼此对抗。弟弟轻易不开口，妈妈说他开口顶三年。妈妈炒菜一直掌握不好咸淡，因为她不能多吃盐。有一天，弟弟边吃菜边怯生生地说：“妈，菜有点咸。”妈妈头都不扭一下在厨房边忙边说：“谁家不咸你到谁家去。”她一向不允许我们挑食。弟弟眼珠转转，低声细气地对我说：“姐，你觉得咸吗？”我喝着水笑着说：“妈炒的菜，一看就咸，我不吃都知道。”弟弟想想又怯生生地说：“妈，你女儿也觉得咸！”妈妈立刻从厨房冲出来说：“是吗？小*，咸吗，我重炒一份！”弟弟知道我在家里地位很高，他知道搞定我，就搞定了全家。
有一次，杨叔叔到家里来玩儿，只有弟弟在，就拉起了家常。他说，家里其实非常惦念弟弟，有什么好的，都寄到山西。他说，你哥哥姐姐身上的衣服都补着补丁，他们小时候好大了还穿着开裆裤。”弟弟静静听着，不成想弱弱地怼了一句：“那为什么不把补丁先补了裤裆？”杨叔叔气得说不出话来。弟弟是八岁来青海的，后来妈妈送弟弟的女儿上了一年学，在孩子七岁那年妈妈病逝，冥冥中也算对弟弟有一个补偿。
弟弟经常会摔坏东西，并把残留物偷偷扔了。因为怕挨打，还经常假装帮着找，并提供虚假线索干扰搜寻。有一次，他把妈妈精心嫁接的仙人球蟹爪莲复合体从窗台上摔下去形成多发性“损伤”。如何处理“尸体”成了一道技术攻关难题。妈妈执着地查找那盆花儿的下落，从楼下的垃圾箱，到窗下的草丛里，以掘地三尺的精神找寻答案。在强大的心理攻势下，弟弟终于挺不住了。他指认了物证。谁也没想到，他把花儿藏在了大立柜下，形成“灯下黑”的局面。妈妈气得坐在椅子上喘气，她不明白弟弟为什么和自己那么生分。
当年我不满一岁的时候，妈妈意外怀上了弟弟。工作太忙，她不想要这个孩子，想尽一切方法想让他掉了。因为在牧区手术不方便，她听别人的建议吃一种中成药打胎，但弟弟依然坚强地生存了下来，估计那时两人就结下了梁子。生弟弟那天，妈妈正在西宁街上走，忽然感到不适。姥姥还在牧区那个家，身边没有照应的人。之前，医院诊断不一，因为肚子很大，还有说是双胞胎的。父亲急忙把她医院，可到大厅里，妈妈已经坚持不住了，直接躺到了地上。父亲急中生智给值班护士喊，有个孕妇要生了，跟前没人。医生护士跑出去七手八脚把妈妈架起来送到产房，很快就生了。弟弟眼睛像小灯泡一样明亮，但皮肤干瘪得像小老头一样。爸爸那时为抄近路，晚上翻墙五次给妈妈送饭，被草原站人戏称为“七好丈夫”，意思比五好还多两好。生完弟弟后，母亲身体非常差，还得了贫血和肾炎，没有奶水。弟弟大一些的时候，父母带着我们俩回山西，妈妈回忆说，看着两个幼小的孩子，俩人一路上勾着头都没说话。我被放在姥姥家，而弟弟要解决吃奶问题。
妈妈找到了自己的同学赵叔叔，他家阿姨刚生孩子，妈妈想把弟弟奶出去。今年，我第一次来到老家村附近王明滩弟弟的奶父母家，听他奶娘讲当年的情形，差点笑得岔气。弟弟奶娘说，孩子非常瘦弱，但非常可爱，爱吃奶，但总觉得有什么不对。直到有一天，她发现这个据说半岁的孩子扶着炕边站起来要走，到后来，没人注意时，他确实自己扶着墙在走！
这个孩子不是半岁，而是八个月到十个月的孩子！原来妈妈隐瞒了孩子的实际年龄。她想让瘦弱的弟弟长得结实些。李家的儿子走路都早，老辈人就说这样的人一生辛劳。
我看到相框里，弟弟上学时的照片里在最重要的位置放着，他戴着眼镜，身上穿着继承我的红底黑道的衣服。我们家里似乎都没这张照片了。这个奶出来的孩子后来上了大学分到了北京，家里还是很为他自豪的。院子里的大鹅嘎嘎地叫着，我听奶娘讲往事，时光回到近半个世纪前，两个母亲的牵挂与托付仿佛就在昨天。
其实，弟弟爱损坏东西和淘气的美德应该来自妈妈的遗传，在她生前我一直都不好意思说。
妈妈是家里的长女，从小，也宝贝得要命。她还不会走路的时候，有一年过年，大人在准备东西，把妈妈拴着坐在炕头。姥姥把平时舍不得用的餐具洗好，统一放在炕边倒扣着控水，然后忙着出屋去备那点可怜的年货。等她回来，快要变傻了：妈妈坐在炕头，手里拎着一个铜勺子，她已经从容不迫地把姥姥扣在炕头的瓷餐具一一砸碎，正守着一堆碎片若有所思，看到姥姥后发出灿烂的欢笑。
又有一年，姥姥家请人帮着收粮食。家里的大笼屉里蒸着两三层枣糕待客，最上面那层不盖盖子，专等客人进门之前再操作。妈妈的任务是守家，不能离开笼屉。但她禁不住好奇心到门口去玩儿，最上面那层枣糕被狗进来啃了尖儿。妈妈很害怕，就用小黑手把尖儿捏平。客人来吃饭自然是出尽洋相。
她很小的时候，跟着大人偷吃了酒糟，结果看人都变得很小，后来人影直接倒过来了，她扶着墙才知道吃醉了----
弟弟还在不停地闯祸，我以自己常年修炼的功夫冒充父亲给他的检查上签字：同意老师意见。某某。还有，在每年开学前一两天为他赶出一个月的日记。我工作那年，弟弟去武汉上大学。我看到他留在家中的笔记本上悄悄写着：当我来到一个陌生的家庭，手足无措的时候，是姐姐给了我最大的关爱。其实，他不明白，给予他最大关爱的其实是看似严苛的母亲。在牧区的时候，爸妈每次发了工资到小卖部买东西，我被抱在柜台上，看到非常稀有的河北大鸭梨儿，馋得快把舌头吞了，但最大最鲜的一定是留给弟弟的，我只能吃到又小又干巴的。这些梨被放到包裹里寄回山西，拿到手梨皮儿都变黑了。但妈妈惦记着她的小儿子，会自豪地给别人说，给小三儿寄回山西了！
二厂对人的尊称叫师傅，妈妈被称作李师傅，直至退休。妈妈他们科后来会把单位到张掖拉的菜剩下的拉倒街上去卖，有一次下着小雨，我放学后看到妈妈穿着兰大掛，站在车上往下递菜。李老师确实变成了李师傅了。
妈妈每年冬天要为我们腌很多菜，为我们织毛衣，还在我的纠缠下学着给我做了一双鞋。她下班后依然很辛苦。一次，她发现我在日记本上写了一段初恋的话，要收拾我。我解释说，是我抄的，不是我写的。她不允许我涉足这类事情。但高中时，有位同学家长找到家里，说我给他儿子和我的好友递条子，妈妈送走客人后说，那么漂亮的姑娘，骗都骗不来，管那么多干什么，让我很惊讶。
在十四岁之前，因为免疫力差，我几乎得遍了除了天花外的所有儿童传染病。而且，我遗传了母亲的特殊体质，基本不能打青霉素。在厂务室看病是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有一次，母亲心率高达，医院门口。那时起，我发现，她怀我时得的甲状腺肿复发了。好在父亲从牧区回来了，我们团圆了。父亲也学着别人家给我们做了沙发，我们家也洋气了。但因为后来我大了，到厨房睡在姥爷给妈妈打的两个箱子上。十四岁那年，我离开了无线电二厂，搬到了电视塔下的无线电三厂家属院。但二厂的生活经历，影响了我的人生。我对工人师傅是有感情的。三十多年后，我的第一部小说《彼岸花》就是写给他们的。
26岁和妈妈在家中
二厂原来效益非常好，专门生产扬声器，厂里又到深圳和浦东开了两条生产线。三厂生产电视及配件、四厂生产探空仪，但后来都和二厂都合并叫二厂了。但合并没有带来活力。企业一年年在走下坡路。两年后，我们又搬回了草原总站。
妈妈也从总务科去了财务科，不变的是她的养花的习惯。草原总站阳台上，她种满了葫芦和指甲花儿。她养的君子兰年年开着繁茂的花儿。妈妈五十岁那年，我大学毕业，她退休了。但一直在外兼职给一家私人承包的国企工作。
家里的第一台冰箱就是妈妈挣的钱买的。从小她把我打扮得很出众。上大学时，她一个月工资才两三百块钱，却要花一百多让人从深圳给我代坤表，托去镇江的人给我带连衣裙。表的样子很时尚，裙子也非常漂亮。记得大学暑假去二厂，厂里的青工都撵着妈妈叫丈母娘。她希望我遇到如意郎君，但这似乎是我人生的癌症，一直没有着落。当年她曾经给我的前男友写过一封信，鼓励他克服困难和我在一起，但被我扣押了。因为我不想让母亲为难。姻缘这个事情，看来是有命数的。可能我就是没有婚姻。
有一次妈妈发了点钱，领我到西门口买了一身白色休闲装，而我又看中了一件豆沙色的韩国产的小格子上衣。她咬咬牙，又给我买了一件。现在想来，真是太不懂事了。当时家里开销大，弟弟还在武汉上大学。
后来，母亲的甲状腺肿物明显长大了。手术本来要开胸，但蒙族专家达噶院长太给力了，他生生从胸腔把低位肿物拎了上来。术后送病理发现肿物硬得像石头，想来已经长了26年了。与我岁数一样大。
妈妈阳台上种的蔬菜
数年后，嫂子下岗了。家里想法弄了一个冷饮摊，我那时才知道，卖冰棍还有那么多手续。再后来变成了一个公交站的售货厅，母亲已经不打工了，给嫂子帮忙。冬夜里，为防止丢货，她就晚上睡在四面透风的铁皮亭子里。因为三个孩子中学习最好的哥哥没有读大学，妈妈一生歉疚，另一部分精力就放在孙女身上。侄女从大约两岁起来家里，她一直把孩子带大。而且对她的学习抓得很紧。侄女也上的五四小学。有一次，学校老师发火，误用教鞭把孩子的脸划伤了，但过后没有任何歉疚和解释，更谈不上呵护。妈妈非常生气，找到了学校。校长批评了那位老师，但对方事后经常挤兑小侄女。妈妈为个别人的师德感到震惊，和她们那个时代相差太远了。
我一度想转行，妈妈给我写了一封短信说，改行她其实一直很后悔。既然选择了，就要走下去。
如果父亲在知识方面给予我较多，那么母亲在对人的观察上对我启发很大。有一年，约几个好友出去郊游。其中一对小两口出发前一天晚上就发生争执，女的不让男的出门。第二天，女的去了，又不和男的说话。回来还把大家合影的底片扔了。一般人都会认为他们之间出了问题。但妈妈说，没什么问题，是女的吃醋了。后来果然如此。孩子的智商和性格更多地来自母亲。我继承了她的长情和敏感，但没有她的好运。父亲为她可以付出一切。我始终没有遇到这样的男人。
在我今年五十岁的时候，才意识到母亲在同样的年龄，是奶奶，是婆婆，是母亲，是妻子，还要打工挣钱养家，供还在上大学的小儿子，她是怎样完成这些多重角色的，我想都不敢想。
另外，不养儿不知父母恩，而我性格中的急躁与自己没有经过做母亲的磨砺也有关系。而时间赋予我们成长的东西，永远无法取代，也无法跨越。
年夏，爸妈定居北京。除家具外，家里所有的旧东西都托运来了。我和弟弟租了三辆车，才把东西拉完。我数了数，光蛇皮袋子就有16个。这里有两个特殊的木箱子，是姥爷年请人做好，一直被托运到了牧区，后来是我在西宁时睡觉的床。箱子由无色，变成紫红色，后来又被漆成橘红色。这次箱子一只放到父母那里，一只放到我住处的阳台上。两只箱子的到来意味着老李家的青海根被移动了。叫倾巢出动比较合适。
爸妈对新环境很满意。养了很多花儿。妈妈最中意的是一盆滴水观音。妈妈总是想法做好吃的，周末叫我们一起去吃。刚好，那一年哥哥的女儿考上了北京的大学，我们度过了愉快的时光。
姥姥喜欢养猫，曾经养过一只可以创纪录长寿的猫，妈妈不支持我养猫，但给猫做了很多玩具，还织了毛裙子，只是猫热得穿不住。
那一年我想再深造学习下，春节在妈妈那里短住了两天看书。冲澡的时候，请她帮我擦一下背。她看到我背上之前摔伤留下的疤痕很心疼，同时弱弱地说了句：“你好白呀！”我这才意识到，从12岁后，我再没有和她一起洗过澡。那些西宁浴池和二厂浴室的记忆已经尘封在上个世纪了。
她知道我有咽炎，总是给我床头放一杯凉开水，怕我半夜被咽部的刺痒惊醒不停地干咳，又懒得下床喝水。直到我四十岁还在呵护我。她总是后悔自己年轻时没有经验，我从山西送到青海时穿着开裆裤，腿被寒风吹了，落下关节炎，从小喊腿疼。她因此喜欢给我买棉毛裤，织毛裤，但总是让我不耐烦。
因为我的婚姻没有着落，她觉得难为情，不愿意回老家参加同学聚会。她和任何一个世间普通的母亲一样，有自己一张薄面。从我三十二三岁开始，她就失眠，以至于满头白发。
爸爸得癌症后，妈妈打击很大。那一天父亲取完活检回来，胸前带着血痕，可我们在门口敲门没人开，同时门被反锁，打座机和手机都无人接听。妈妈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她喜欢同时做几件事情，然后又记不住。她经常开着火，锅里煮着东西，又到阳台上忙活，把门紧闭着，电话或敲门声听不到。而且，因为我们小时候家里被盗过，她没有安全感，特别爱反锁门。她和我在一起住时，我经常上班前打不开门，因为不清楚她锁了多少圈。有一次我呆在里屋，发现外面火光冲天，煤气把我炒菜戴的帽子点燃了，而她正蹲在厨房地上收拾杂粮，一点都没察觉。她喜欢帮我收拾东西，之后就忘了放在哪里，为此，我们经常会有冲突。那天我和爸爸在门口站了二十多分钟才进去。
我们冲突的内容主要包括她的记性，她吃剩饭，以及她把好的蔬菜放烂，但冰箱里永远蹲着大馒头，豆腐乳，榨菜这些不值钱的东西。可如今的我，似乎和她越来越像。妈妈爱搬家里的东西，也是令人叹为观止。以前她一个人可以把家里东西能挪的都挪一遍，真不明白她是怎么做到的。后来才知道她把土豆片塞进家具腿底下，自己躺在地上用脚蹬来移动家具。
爸爸住院妈妈陪了三个月。每周放疗后，他们到我这里休息两天再去住院。我会逼着他们来回打车，时间来得及会亲自过去接。年，我参加大学同学聚会，医院接他们回来，一再叮嘱妈妈要打车回家。火车临开前，我打电话到家里没人接。手机打过去，听到里面很嘈杂。妈妈信誓旦旦地说，他们在出租车上。但我很清楚地听见里面说：各位乘客，地铁国贸站到了。我在火车的轰鸣声中斥责妈妈，第一，因为他们不知道地铁回我这里的路线，得问人。第二，父亲瘦得一把骨头，根本经不起折腾。万一在地铁里出事，非常难办。妈妈把电话压了，假装不接。我气得胸口要爆炸。弟弟很忙，当时在出差。哥哥远在伊拉克，根本不敢告诉他父亲生重病。还有一次，我上班时接到一个爸爸手机打过来的电话，却是一个陌生女性，她说排队做B超时看到一对老年夫妇用过这个手机，估计是拉凳子上了。我电话打到科里，护士叫来爸爸。父亲出于面子居然说是借给别人打电话忘要回来了。他们俩志同道合，一样的忘事儿，一样地为了面子编故事，并珠联璧合地演绎故事。他们很相爱，但脾气都很坏。可贵的是，一个发火，一个必打蔫，还幸福地迎来了彼此的金婚。
72岁时的妈妈
父亲走后，妈妈把自己一个人留在住处，拒绝和我们在一起。她和我谈了两点理由，第一，父亲如果回来看不见她不好。第二，我本来就不好嫁，拖个老妈就更难了。她和我说：我不喜欢你养了那么多猫，另外，我们俩不能见面，见面只能抱头痛哭。最终，她没有选择和我抱头哭，却选择了自己哭了三个月。在她去世前，留了一些文字，说不能原谅其他子女让她一个人待了三个月。现在想来，我们实在太傻了。她老了，就像孩子一样，可能想一个人待是真实的，但必要的陪伴同样是真实的。
当时邻居是一个八十岁左右的老太太，她可以听到妈妈每天在家里哭泣。就拿自己的经历劝她。说之前和老伴儿住平房，好容易等到拆迁住楼房了，老伴脑溢血走了。没福呀，人就是这样，得想开。妈妈有个女同学在北京，给儿子看孩子，也劝妈妈说，你们还过了金婚，我那位五十岁车祸就走了，我到哪里哭去，你还是想开吧。
我每周都会去看看妈妈，而且父亲的一些特殊日子，我们还得去大兴殡仪馆去祭奠。
妈妈在小柜子上给父亲设了灵位，其实就是他生前的一张照片，每天吃饭，她都给父亲摆上筷子，放一些饭菜。家里在一楼，窗台下是他俩种的小花园，小花园周围是父亲精心做的篱笆。妈妈种花有天赋，她看到开的不同颜色的玫瑰，会折一只花儿败后的干枝回来插好，第二年这个干枝会复活并开出同样颜色的玫瑰。她喜欢香雪兰和金达莱，养得非常好，从青海来京前，她把家里的花儿大多送给了我原来的同事，其中一盆鸭掌木到现在都活得生机勃勃。她认为父亲得重病是养的滴水观音造成的，因为这种花儿有*，让我找来车拉走滚蛋。她弓着腰每天都要给花园里的花儿浇水。她说，花儿长得不好，父亲会怪她。
我在床上休息的时候，她会悄悄抚摸着我的手脚说，和你爸爸的一模一样，你像他最多。我假装睡着不知道，眼泪悄悄流在枕头上。
父母在世时，曾随我一起去北戴河法院的招待所渡假。夜色中我曾为妈妈和水晶花树照了张相片，我觉得她与夜色融为一体，像百年后在天堂看我的样子。父亲走后，我又将相片无意调出来，并下意识地用一套软件妈妈算了下寿命，软件显示妈妈将于明年9月辞世。我顿时有些害怕。
有一天中午我赶过去看妈妈，进门看她表情凝重，没怎么招呼我。坐下后，我听到电视机后面有很奇怪的啪啪声，我过去看了一眼，什么也没有。我问母亲听见没？她朝我摆了摆手。那个声音响了一阵儿，就没了。母亲开口说话了，她说，我今天去小花园，你爸就跟了进来，一直到刚才。
夜色中的妈妈在北戴河
我们俩开始讨论有没有那个世界。
父亲生前说过，我是一个搞自然科学的，不信*不信神，但那个世界的事情，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们家族曾有过一些怪事儿。
爷爷大约四十岁左右，得了伤寒，半夜去世了。当时人走后报丧是有讲究的，时辰不对，不可以随便吆喝。爷爷被停在棺材里，按规矩每天要供新鲜的饭菜。第二天快中午的时候，送饭的人听到棺材里有动静，打开一看，爷爷活着！
爷爷被扶起来后，口渴难捱。他喝了很多的水，并叮嘱大家说，快去门口让你们五爷（大致的称呼）进来，喝口水，他累坏了，咱家骡子也累坏了-----大家面面相觑，因为这个叫五爷的长辈已去世多年。来到牲口棚，大家彻底傻了。家里的骡子栓着，但身上的汗像水洗了一样，毛都打绺了。
爷爷缓过来后说，他骑马到了一个雾气腾腾的世界。路两边的人在劳作，侍弄庄稼。但仔细看，这些人都是故人，已死去多年。爷爷被带到可能是阎罗殿的地方，判官查着他的生辰八字，在核实信息。就在核对无误正要被带走的时候，判官问了一句：“你外号是否叫米换？”爷爷犹豫了一下，说，是。但我是小米换，村里还有一个叫大米换。判官给旁边的人说，遭了，搞错了。赶紧送他回去。旁边估计是小*角色的说，送他来的马已经累死了。判官说：“让老五送他，路熟，用他家自己的骡子，天亮鸡叫前一定送回去。”
爷爷说，五爷爷带着他骑着骡子一路狂奔，速度实在太快了，耳仁子（鼓膜）疼得受不了。而且口渴。他一路哀求停下来，但速度越来越快。他实在受不了，从骡子上翻身跃下，失去知觉。醒来发现躺着棺材里。没出一个时辰，叫大米换的那家人发出了哭声，大米换走了。曾有人问我们这边是否有人走了，因为这个隐情，大家矢口否认。而这，也成了我们家族的秘密。从我记事起，父亲不止一次说过这件事情。爷爷一辈子没出过远门，为人诚实，是编不出故事来的。每次我坐飞机耳朵里面很疼的时候，就会想起他喊耳朵疼的故事。
其实，爷爷还和家里讲过另一件奇事。有一天*昏，爷爷正在庄稼地边休息，有一个老汉牵着牛过来，先和爷爷对火，抽了两口旱烟后，说了几句有关今年收成的话，就赶着牛慢悠悠地走了。爷爷抽着旱烟，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忽然，他意识到，这个老汉已经故去多年了。爷爷吓坏了，怎么回到家的都不知道。数日后，有一个同村的大爷到爷爷地里来搭讪，两人对过烟后，那位大爷朝四下看看说，我给你说件事儿，你不可告诉别人。永明（化名）老汉，前几天牵着牛，找我对烟呢，他都走了多少年了----你说怪不怪？爷爷吐了口烟，弱弱地说：他也找过我了！-----
此刻，关于电视后的声响，我们决定告诉哥哥。哥哥说有可能是电离的声音（大概这样的意思吧）。我想起来有书上说，人走后没有身体，没有声音，他说话我们听不到，靠食物的香味和香火的味道生存，他会通过声响，光亮提醒自己的存在。这个谜团先放下吧。
那年八月，我陪妈妈去了趟青岛。可能是心情不好，她不很喜欢这个地方。基本在房间和车上看书。但到了晚上，她会让我捧着父亲的照片站在海边叫爸爸，直到把我叫哭为止。妈妈那时老得像八十岁的样子。父亲的癌症后来控制得很好，他是因为着急走在了脑溢血上，所以，妈妈心里这个坎怎么都过不去。她把所有的存折都带在身上，并请求我给她买个保险箱，我没答应。主要考虑她记忆很差，忘了密码，回头都是麻烦。
我曾经问过妈妈，你和爸爸年轻时为什么吵架？妈妈平静地说：“因为吃醋。”她说，爸爸年轻时很帅，又爱帮助人。妈妈和爸爸两地分居，后来在一起了，本能地对爱找爸爸帮忙的女同志比较排斥。父亲走后，不知怎么，我觉得他是那个世界还情债去了。妈妈说，父亲临走的半夜四点，她看到一道白光闪过，就惊醒了，和大舅一起准备老衣。早上七点就接到我打来的电话，说医院让过去，人不行了。父亲去世后，母亲半梦半醒中，看到父亲躺在身边，大约四点左右，说要走了。那边有个女人把父亲缠住不放，强迫一起生活，他不得不回去。我也不明白自己的感觉和母亲的梦境会那么接近？也许真的有那个世界？
让母亲不高兴的还有另一件事情，爸爸走了不足百天。小区里有热心人给妈妈介绍老伴了。我听了妈妈的抱怨，觉得对方条件还不错。我知道，这种选择对她的可能性是负数。她从16岁对父亲倾心，生活里已容不下别人。我劝妈妈用一颗平常心看待这件事情。首先，有人关心是好事儿，其次，七十多岁老太太有人给介绍，本身就是一种肯定。把自己看成一个寻常老太太，就没有那么多不快了。
爸爸走后的第一个春节年三十，我和弟弟，侄女去殡仪馆把他的遗照请回来过年。按规矩，捧照片的人一句话都不能说。
初五的时候，侄女要去福建，弟弟和她把请来的照片送回去，再送她去南苑机场。我因故不能去，但我做了一个梦。我梦见爸爸很瘦，穿一身浅棕色西装，有些不合身，就站在我们小区楼旁。他已经生着病。他告诉我，他身体不好，希望看到我结婚。在梦里，我见到刑庭的一个小姐妹凰儿在帮我开结婚证，和我领证的那个人是一个故人。
我从梦中惊醒，第一时间给妈妈打电话。却听到她的哭声，她说，就在一分钟前，弟弟发动车，侄女捧走爸爸照片后，客厅地面发出巨大的响声。妈妈说，相当于你上次听到电视后面十倍的响声，你爸爸回来了，在和我道别-----我似乎没敢告诉妈妈自己同时做的那个梦。
爸爸来看过妈妈，爸爸在那个世界惦记妈妈，妈妈这样想着又有了精气神。她每天要好好做饭，炒几个好菜，把最好的部分拨出来供在父亲遗像前，如果是饺子，还一定要倒好醋，摆好筷子。同时，她觉得自己肩负着使命，秋天要送弟弟的孩子上小学。
我还带妈妈去做了一次体检，一切都好。但她的记忆不太好，我很担心是老年痴呆的前兆。得这种病的很多是之前用脑较多，突然不用了的人。
妈妈终于带着小孙女去上学了，之前爸爸就有这个心愿。平时，她住在崇文门弟弟租的学区房，周末妈妈回到自己住处。因为离我单位近，我经常会在中午去看妈妈，和她说说话。她想让我教她发短信，我不太会用她的手机，婉拒了，让她有事打电话。我看到她眼神里有淡淡的失望。
国瑞城附近有一家布艺店，之前，我带着爸妈买了香云纱衣料，请那里的浙江师傅给二老做了一身情侣装。爸爸是青蓝色，母亲是翠绿色，那一天，我还遇到了单位要好的郭姐。她和我的父母点头打了个招呼。我要上班，就把父母安置进了电影院，买了两张吴君如主演的什么神偷的电影，爸爸没看完就退场了，说太难看了。那一阵儿，我莫名其妙又进了这个布艺店，当时里面了有打折的丝绸上衣，我给妈妈买了两件花色很漂亮的，身上多一分钱都没有，只好走回正义路。妈妈特别喜欢新衣服，轻易不舍得穿。
那一年，老李家很背，婶婶也去世了。而且因为是土葬，得先打发她，爸爸才能回老家下葬。
我和弟弟回县城送别婶婶，第二天去老坟下葬。因为重孝在身，村里人忌讳。除了舅舅家，我们哪也不敢去，也几乎没人知道我们回去过。但我们走后，怪事发生了。我的二姥姥，曾经和我姥姥住上下院，八十多了，脑子多少有点问题。到处打听我们。说，前一天晚上，爸爸来了，穿着以前的衣服，在我们之前住的小北房里和二姥姥聊了一夜，说他来看自己的孩子，我们几个要回来了。可婶婶下葬这件事，村里几乎没有人知道。更不知道我们会回来。
爸爸是第二年五月下葬的。之前，要求骨灰盒要用最正的红色绸料裹着，千万不能扯成缎子，缎断同音，讲迷信说对子孙不好。
我来到那家布衣店，给父母做衣服的那位南方师傅给我扯了一大块带寿字的大红绸子，非常热心，还有些没话找话。给我一种怪怪的感觉。
五月，我抱着爸爸的骨灰盒从北京开车回到山西老家。客死在外的人是不能进村的，在河滩里我们举行了简单的传统仪式送别父亲。父亲有个小皮夹子，里面有一些遗物要烧毁，是妈妈准备的。我打开一看，里面有妈妈的照片。按当地讲究是大忌，因为会被亡人带走的。我犹豫了一下，还是遵从了妈妈的心愿烧毁了。爸爸家里的亲人都来了，弟弟的奶爸也赶到了，他们随手拿起乐器吹奏着传统的哀乐。城里很难见到的钹、萧之类他们都应用自如。各个辈分的男女，无论受过高等教育，还是目不识丁，都井然有序地叩头行礼。中国乡间文化的传承，千百年来顽强地延续着，靠的不是学历，而是本土的识字先生们，和坚定地践行的乡约和俗定，以及虔诚地遵守的普通民众。
母亲要求到对面山上墓地去看看，被坚定地拒绝了。她硬撑着坐在路边陪同的人当中，瘦得很厉害。我回京，弟弟他们陪妈妈去趟五台山。小舅舅看她憔悴的样子，说，你再这样下去，我看也就能活一年。
回京后我每周会有两三次会在食堂买好饭去和妈妈一起吃。每次去，她都在看一个叫《父母爱情》的电视连续剧。有时候敲门不开，我自己打开门，发现她已经睡着了。之前，她会给我准备一根葱，一个西红柿，说我没时间做饭，把这些直接拿去用。她还忍者我的数落，用小拖车买了一大桶洗衣液给我。她去世后，我只有特殊日子用，一直用了5年。
有天中午过去，她给我在自己住处做好了莜面饸饹，带到弟弟家。那天，她还给我带了些野菜，告诉我叫马齿苋，是她自己采的。我看到她腰里勒了一个腹带，就问她原因。妈妈说后背疼，胃也难受，是一种很奇怪的疼。我当时没太担心，因为一月份才给她做了全面体检，没有大问题。但她坐下来和我说话时，我发现仅一周的时间，她已经瘦得脱了形，脖子里的青筋都可以看到。医院检查，约了一个全麻胃镜。预约麻醉时我发现她体重又掉了五斤，她还是瞒了我，我忍不住发起火来。正在就诊的郭姐从隔壁房间出来，问我怎么了。
胃镜检查无大碍，取了病理，是外院要好同学提前帮着看了，没有发现问题。我把思路又捋了一遍，决定做一个超声检查。
检查的大夫得知我也学医，当场用英语告诉我：肝癌！她认为不是原发，是从胰腺转移来的。超声检查显示胰尾部有占位性病变，确诊要结合CT。她责怪我为什么不给病人体检，我说四个月前做过，没发现明显异常。她说，医院，半年前应该很明显了。我说，医院体检中心，她当即语塞了。
胰腺癌是癌中之王，因为胰腺毗邻脏器复杂，手术难度大，手术本身带来的创伤也大，预后极差。最常见的是胰头癌，因为堵塞胆管，病人*疸加重，易发现。胰尾部病变罕见，到发现时，一般都是晚晚期。父亲去世不到一年，刚刚下葬，母亲罹患绝症，命运，没有对我们有任何怜惜。
一个学了八年医的人，深知CT做不做都那样，诊断没有问题。治疗也就是那么回事。奇迹有，非常稀缺。到妈妈头上的可能性基本为负数。不住院不可能，住院她会知道病情，搞不好会吓死，最后的时光我不想让她过得不好。
医院，是我最不喜欢去的地方，没有之一。20年前每次坐车的时候，我都绕着走，深怕家里人会和这里有什么联系。可心强命不强，爸爸，妈妈都乖乖来到了这里。我给妈妈编的理由是肝囊肿，小菜一碟。到这里约CT,医院约不到，这里有要好的同学帮忙。
检查结果没有什么悬念，关键是怎么办。在同学帮助下，我们去了位于十里河的分院，住最里头的一间病房，同房间的病人做治疗才来，平时几乎就是单人病房。哥哥快退休了，管等着办手续，临时帮家属院传达室值班，我前几天才知道分管的一个小头头就是不给请假。他只得让女儿来照顾奶奶。
当时还考虑过如果有可能去做一下化疗。每次护士检查和放药，我都死死盯着，不让任何一张带诊断的单据过妈妈的手。小侄女把我在论坛上写的文章挑短的念给妈妈听。之前她只看过在天平上发的《语言的身份》，她说比爸爸写的要好。
小侄女的研究生录取通知书来了，妈妈看了又看，给同病房的病友说：我脸上好有光彩呀！她这一生，省吃俭用，以羸弱的肩膀，培养了两个研究生，一个本科生，一个优秀职员。
妈妈做了一个梦，梦见了爸爸，说，你的病就要好了，明天给你做手术。我告诉妈妈，确实是要做手术，因为她血管细，要做静脉包埋，插到上腔静脉里，梦是很准。
那天晚上，病房里只有我们两个。她回忆起和父亲的一切。她说，“算命这种东西不能信。我５０岁那年，说我要交好运，可那一年你姥姥去世了，我才５０岁就失去母亲了”。我忍不住抽泣起来，心里说，可妈妈，你知道吗，我现在４４岁就要失去父母了。妈妈说，你哭什么，为什么那么伤感？不要这样，这样不好。我也和妈妈谈了好多事儿，包括单位一些垃圾人给我造的谣。居然说我给一个单身的高官写信，要求嫁给他。谣言编得拙劣，传得神乎其神，绘声绘色。一些无聊的人也夹杂其中，添油加醋，以满足自己低劣的意淫。实际上，这些造谣的人是掩饰不住自己对权势的膜拜和渴求。当时，我到办公内网建言献策栏目下留了一篇短文，严重斥责这种对单身工作人员人格的践踏，要求网管挂２４小时。果不其然，这些人又开始议论我这样做多么不妥，应该隐忍。有个人看到我提到择偶标准是两情相悦，更是冷嘲热讽。这些人就是这样，把痰吐到别人头上后，又斥责对方把痰甩回来时没用纸巾，动作不够优雅。另外，看两情相悦四字都辣眼睛的人，是否连一个人基本的正常情感都没有？
妈妈闭着眼睛笑着听我讲，说，你要有追逐权势的劲头，还会一个人单着？没关系，只要你觉得做得对，尽管去做好了，对小人不必客气，做了，就不必搭理这些人做何反应。但我要和你好好谈一件事，一个人喜欢另一个人不容易，你不可和伤害过你的但喜欢过你的人结仇，答应我。你这一生，可以不婚，但不可没伴儿。对方只要人好，你喜欢，年龄，职业，都不必考虑。其实，你心里是有人的，对吧？她缓缓地谈起我的几次出远门，她说，你爸爸生前说，你心里一定有人，只是，你不愿意说出来。那一刹那，我忽然明白，尽管已经44岁，在他们眼里我依然是孩子。而我自作聪明的掩饰，在他们眼里，就像我养的小猫偷藏起一条小鱼一样可爱而幼稚，根本逃不出他们的慧眼。多年以后，我才明白，那夜其实是我和妈妈心灵最后的告别。如果说，44年前，她冒着生命危险，给我留了一条生命，而那一刻这是她留给我更厚重的一份礼物，这份礼物叫理解和宽容。她不想我的后半身带着沉重的负累走。
在十里河分院住院时，妈妈中间回过一次自己的家。她躺在床上，用下巴指指大衣柜顶上，说，那是我给自己准备的老衣，随便买的搭配的，还缺一顶帽子。我们老家山西的习俗是姑娘给父母准备老衣。我对这件事情很排斥，顺便故作不耐烦地对妈妈说：“一个肝囊肿，那么夸张干什么？”。
继续住院是无望的。医生多次找我谈，说没有化疗的希望。让我去找人血白蛋白提高病人免疫力。那时，我非常希望我不是学医的，无知者无畏也是件幸福的事情，可以幻想，可以自己骗自己，可以奢望医学的奇迹。我做了一个决定，离开，选择另一种治疗，只为妈妈最后走的舒服些。
妈妈感到身体越来越痛苦，她似乎已有不好的感觉。自言自语道，孩子父亲刚下葬，我今年可不能死，我死了，我三个孩子怎么受得了！
可受不了也得受着。医院的同学闻讯给我打来电话，我忍不住放声大哭，我说，我怎么这么倒霉呀！
在一个要好同事介绍下，我决定去位医院接受海扶刀治疗。这项技术其实是位于重庆的第三*医大学发明的，机理就是用微波杀死癌细胞。
接诊的医生并不很支持我的选择。但我决心已下。选择这里还有一个原因，综合病房，能打消妈妈的疑虑。我们统一口径为肝部良性囊肿。我没有请护工，主要由我和侄女轮班，我打算把一直没休的年休假、探亲假都用上。
专家会诊也非常不乐观，都说半年前病灶应该非常明显。甚至，他们不想给妈妈做手术，因为她体重只有八十斤，太瘦。我说，当年妈妈生完弟弟，体重七十多斤，都活下来了。我签字，后果自负。我们的口号是宁可治死不等死。
我明白如果不治接下来等待妈妈的就是疼痛和消耗，恶病质，我不想看到那个场面。
妈妈爱面子，不愿意让人知道我没有结婚。我们共同杜撰的故事是我的爱人在外地，来不了，我有一个十五岁的儿子，也来不了。至于这个儿子在哪里读书，我们还没有想好答案。
第一个病房住着轻病号，很巧，都是山西人。妈妈听说他们来自太原倍感亲切。她说，太原大南门那里，我当年住了很久，好凉快呀!我知道，她回忆的是44年前的太原，准确地说，是怀着我一起住院。
护士不让家属挨床，没人的时候，妈妈悄悄招呼我：小*，你挨着我睡一会儿，你太累了。
妈妈的点滴从睁开眼睛就打，一直打到晚上12点。其中脂肪乳打后人非常狂躁，好人打多了都受不了。我找大夫要求减药，没获准。大量的点滴，会产生大量的尿，每隔二十分钟，就要管一次小便。小侄女毫无怨言地伺候着奶奶，病友们说老太太有福呀。弟弟带家人每次来，妈妈都给我念叨，让胖猪（她对弟弟的爱称）回去吧，胖猪都瘦了。她总是很认真地看着点滴架，随时叫护士。可我知道，输给她的营养液同时滋养着肿瘤。那一段时间，实在太累了，经常会睡过去。妈妈愤怒地说，你就是这样伺候病人的，太自私了！根本没有我第一次手术时上心。一个年轻病友的父亲看不下去了，说，阿姨，她当年伺候你时二十多岁，现在都四十多岁了，她也累呀。
手术前，妈妈提出要求，要见一下我喜欢的人。从家里出来的那天，她专门带了体面一些的衣服，其中包括我买的那两件花的丝绸上衣。她的袜子总是穿得规规矩矩，不光脚。我说我试试看。我知道答案是零，因为我联系不到。妈妈让我推她坐轮椅下楼，一天天穿戴得整整齐齐。一天天的失望。
手术的前一天，我对妈妈说，抱歉，他离京很远，手机没有信号。看照片吧。妈妈很认真地看了照片，什么也没说。我的眼泪流在心里。因为19岁时我第一次带男友见妈妈，后来没成。我发誓不到谈婚论嫁那一步，绝不带任何人见父母。
手术时间大约四个小时，我没有让哥哥来。我和他说，妈妈心里抱着一线希望，你不露面，她就觉得自己没事儿。之前，侄女说，妈妈拿着床头的病卡，对着灯看，说Ca是什么?她学的俄语，不知道这个字是英文癌症的缩写。
术后，妈妈感觉身体好多了，背不疼了，身体轻快了。她非常高兴，之前，她就对大夫说，我愿意接受任何手术，我不怕。
术后，我们轮转到新的病房。同病房有一个四十多岁的女患者，手术放化疗都做了，下了鼻饲，瘦得像一只小猫，可又复发了。她儿子非常悉心地照料，特别懂事。我知道，如果妈妈按传统方法治疗，也无非是这样。而且，体力还不占优势。
同病房的有位老太太非常幸运，当时在当地查出是胆道的恶性肿瘤，手术操作很困难，医院让放弃。医院用机器人做的手术，这次来复查。老太太现在依然健在。
妈妈感觉后背松快了不久，并发症来了。由于烧死的大量坏死物质不能被人体吸收，大量入血，妈妈的后背烫得吓人。全病房的冰袋让她用了都不够。我还买多个饮料冻在其他部门冰箱里替换。白细胞以惊人的速度升高，最高达五六万，远远超过正常的一万以下，医学上叫类白血病反应。我只能咬牙挺着。
现在想起那个夏天是魔*般的日子。每次从新街口地铁站出来，我要买多个冰镇的碳酸饮料，我边往喉咙里灌，边想又该交钱了。还有，妈妈今天会问什么，我怎么骗她，让她信。对了，一定要发发小脾气，让她觉得一切正常。医生会找谈话吧，又是那句话，做最坏的准备。她吃东西太少了，可因为打点滴血糖升高，她连唯一能吃的水蜜桃也停了。我的身体已经累到极限，有时候看太阳是两个。身累，但最主要是心累。淑英和海云出差到京，都想来看妈妈。但我婉拒了。我不想让妈妈觉得自己快完蛋了。
我去了一趟八大处，多个大殿上香。我祈求要么出现奇迹，要么让妈妈走得好受些。三个孩子我读书最多，受全家照顾最多，有责任承担多一些。癌症，真是拿钝刀子杀人，太折磨人了。回来的路上，接到二舅母问候的电话，大哭一场。
妈妈问我干什么去了，像哭过。我说讲迷信上香去了，爸爸走了，婶婶走了，你又病了，流年不利，这一年太煎熬了。妈妈说，你不要太累了。生病其实有兆头，今年我总是做噩梦，梦见一个戴眼镜的男的把我拉进一个黑的看不到底的管道里。我不愿意进去，他就揪着我的衣服往里拽，每次都冷汗一身吓醒。
妈妈的状态越来越不好，主要是高热和虚弱，但疼痛缓解了很多。她一直在用止痛贴，这种红头处方药，我得去签字。每次去大夫都提醒病人状态堪忧。
有一天，妈妈悄悄告诉我，同病房的家属要去领一帮坏人去桥上打劫，还有联络暗号。我训了她两句，她很委屈。后来，我才意识到，她已出现肝性脑病症状。她告诉我想吃花卷，想喝牛肉面汤。我好容易买来发现花卷含糖，不敢给她吃。某些饭馆的牛肉面汤并不是骨头炖的，我不想让她喝一肚子盐水。我依然有幻想，在医院门口给她买小米粥，看着她喝十几毫升。
哥哥替人值班，换来了十五天假期。他还专门去拜见了一个治好嫂子母亲病的大仙，求来了几个符。第二天下午就可赶到北京。可等待我们的次日是什么呢？
早晨，陪了一夜床的我和侄女交接，拖着灌了铅一样的腿刚赶到家门口，医院电话就来了，说母亲状况不好，让我过去。我回家快速收拾了一下，医院，小侄女说奶奶要找你。医生说病人血压太低，靠多巴胺吊起来，得进ICU。这是手术后第二次进。我只能签字。我俯下身对妈妈说，病房太吵，我们进特护病房缓两天，别担心，我们快出院了。这是我们最后的对话。
下午三点多，哥哥坐的车到西客站了。他一口气医院，才知道妈妈上午十点就离开病房进ICU了。医院的ICU谢绝任何探视，实际是这个科的特护病房。我们谈了困难，当晚允许会见半分钟。妈妈的床就在门口。哥哥进去后，把求来的符摆在身上，妈妈说，你怎么来了？我趁机在门口探了一下头，喊了声妈，妈妈朝我看了一眼，从此，我们再无任何交流。病房的墙是毛玻璃的，以后我可以看到一堆平铺的被子的轮廓。之前做完手术进ICU的那几天，妈妈得到护士小姑娘无微不至的照顾，非常感动，和我说，一定要表扬那个小护士，真是白衣天使。这次我看到晚上护士长在，就去表达谢意。旁边的小护士说，你妈妈和我们聊三个孩子，说我的孩子都很争气，全是靠自己。
我们三个孩子，哥哥是工人，从二厂调出后，一直在建材地质勘探部门工作，实际这个单位是从北京到青海的，原来和青海地方没有关系。哥哥年轻时长期出队，从青海的花土沟，到江苏的淮阴，贵州的深山，西藏的阿里，工作条件十分艰苦，有时年三十都不能回家。沉默寡言的哥哥心灵手巧，为人热心，对工作一丝不苟，对困难从不言退，多次领着招聘的工人去伊拉克，去缅甸边界施工。当时父亲重病，我不想告诉他，也是不让他分心。我后来才知道，他还常年义务献血。
弟弟武汉测绘科技大学毕业后被北京市*工程局挑走，在测绘行业小有名气。年非典期间，他带领自己的团医院抗击“非典”，工期紧迫，第一时间下到地下勘测相关数据，因防护服穿的时间过长，全身长满湿疹后溃烂。测绘仪器比较贵，放到地下使用后不能带回，当时单位各部门已分开结算，他宁可承担经济损失，也没有接到任务后讲条件。测绘数据通过电脑传到地面，但仪器永远留到了地下。我调到北京的时候，他已在京工作多年，风吹日晒，深夜抢工，一脸沧桑，外人都不相信他是弟弟，我是姐姐。
那个时间，妈妈很焦急，哥哥在阿里，弟弟失联，我在北京的平房里赶写鉴定书，骗妈妈说弟弟出差了，手机丢了，还没来及配，直到非典结束妈妈才知道真相。
在选择职业的时候，妈妈从没有要求我们一定选计算机，选金融，选体面的，收入高的职业。我是一名不讨喜的法医，妈妈从来不让我改行。她和爸爸看了《大宋提刑官》非常激动，专门写信给我说我女儿是巾帼不让须眉。她尊重我的忌讳，知道我最不喜欢切生肉，从不让我做荤菜。那时工作条件差，我取的检材就冻在家里阳台上，第二天
她教育我们要诚实，要正直，要与人为善，要平等对人。她做了十三年老师，之前教过我，教过哥哥，后来的岁月，依然是我们人生的老师。我一直认为我小学上了四年，没有读过一年级，后来，我终于明白，其实我的一年级是在青海铁卜加草原的教室门前完成的。我的第一位授课老师是妈妈，李老师。
妈妈的状态越来越差，一位同济的校友再次提醒我要准备后事了。之前，哥哥和弟弟轻车熟路，来到马驹桥丧葬一条街做了准备，替我给妈妈置办了寿衣，是一身玫红色的套装。家里她自备的，我看了，太寒酸，有扣子，不能用。我们登记了房间，弟弟的车停在附近，车上就放着老衣。医生的提醒招来了我的愤怒，我跳起来喊着说，我们已经抱着老衣等着了，还要怎样？
那段时间，我的体力和内心的承受力都到了极限。我的牙上火，冠周脓肿，我没有时间去看，自己在病房拿针挑破，把脓挤出来。妈妈走后，这颗牙生生掉了。
对于妈妈的身后事，我忽然有了一个出格的想法，我不想火化。我希望她不要化作灰烬，我要把她拉回家，擦洗好，用救护车拉回山西土葬。我希望若干年后我哪怕握住的是白骨，也是实实在在的妈妈的身体。我一向是行动派，医院的亲戚，打算把妈妈趁还有气拉出北京。但我的计划最终夭折了，因为家中长辈不同意，说我爸的骨灰盒旁边不能放一个棺材。
既然妈妈的状态不好，就不要住ICU了，我们要求她转到普通病房。妈妈推出来的时候，脸色蜡*，其实是严重的*疸，人处于半昏迷状态，时时抽搐呻吟一两声，基本没有多少意识了。最后还要推回去抢救。除了气管切开，我在其他抢救选项上都签了字
当晚，我摸到单位，在电脑下写下《如玉的相守》，想着爸妈这一对恩爱的夫妻，终于要团圆了。
早上六点我从旅馆里医院，过道里就可以听到妈妈的叫声，非常凄厉。那是呼吸机刺激声带发出的声音，直到今天还刺激着我的耳膜。我忍不住朝里探头看了一下，被医生斥责让出去。科主任要上手术了，说，也就这一会儿，人要走了。哥哥，弟弟，侄女呆立在过道里，静候着。终于，没有声音了。和父亲走一样，死亡证是我添的，一式三份。哥哥用床单盖好妈妈，从一个小电梯把妈妈推下去。医生过来悄悄对我说，实际走的时间是八点二十，那时心电图已成了直线，比病历记载的要早。那天是年8月5日，立秋，妈妈走完了她的人生，享年73岁。距离父亲去世1年零53天，距离父亲下葬七十多天。
如果妈妈不接受海扶刀治疗，她活得可能略长些，但太痛苦。治疗会减轻痛苦，但走的会早。答案我一开始就知道。44年前，她决定了我的生。44年后，我决定了她的死。
太平间里，我们一起为妈妈洗了头发，吹干。我为她擦身时，发现身上的针眼还在冒血。我给她抹了擦脸油，最后一次轻轻含了含她的乳头。
小时候，我挣扎在各种感染性疾病的高热，咽喉肿痛里，一般都因皮试过敏不能打起效最快的青链霉素，只能干扛着。半夜喉咙疼得哭醒，没有任何安慰我的好吃好玩儿的，妈妈只能让我摸着她的乳房入睡。妈妈说，刚生下我时，奶水也不够，但只要有一点奶，我都会兴奋地吮干。她说她边奶着我，边用手攥着我元宝一样胖短的小脚丫。如果没奶了，我的脚就会踢她。
太平间到火葬场是一条龙服务。当妈妈衣服穿好，师傅把妈妈的两只脚并在一起用麻绳栓好的刹那，我才意识到，妈妈真的走了。
老家人算好的日子是后天下葬。我赶到单位附近，请照相馆临时出张简易遗像，因为当晚山西老家的亲人们会坐火车赶到。数小时后我就拿到了和一个泡沫板粘在一起的临时遗像。我捧着遗像到崇文门弟弟租的房子，刚好整理一下妈妈留下的东西。
弟妹开门进来，慢慢告诉我说，妈妈昨天已经来过了。因为挨过道的窗户比较高，朝里开，按弟妹的个头够不着。外面人又开不了窗户。但昨天回来窗户是开的。我木木地下楼，捧着妈妈的相片去坐5号线，之前，妈妈因为有直达公交舍不得买地铁票。今夜，妈妈的*魄回自己家了。
次日，其他家里人也从外地赶来，陆续到齐。很多东西整理出来就要送人或烧了。当时只有我和哥哥在一起，我看到一条精致的皮带建议哥哥收好，他看了一眼说，这好像是女式的。我说，皮的，毛的不让烧，裤带吗，能用就用吧。我很快就忘了这件事。
就在那天夜里，我在大衣柜的我上大学用的小箱子里，我读到了母亲在台历空白处，笔记本里写下的心里想说的话，对于死亡，她早有准备。
第三天，在八宝山拥挤的小告别厅里，我代表家属致了悼词，在同事和亲友送别下，我们送走了妈妈。妈妈脸色蜡*，面容十分安详。头上戴着带一朵花儿的素色帽子，加上那身寿衣，就像一个普通的老人。73岁，一个阎王喜欢的年龄。我最后告诉她的话是来世再做母女。
我们等着妈妈的骨灰出来，在驱车去八宝山附近的老山殡仪馆安放，来年与父亲合葬。
办手续的工作人员建议我们选地下一层，说回头方便。地上的叫着好听，很多需要踩梯子上去。
这里不同于安放过父亲骨灰的大兴天堂河殡仪馆，都是现代化的。来到地下一层，刷卡，骨灰间的门就会打开。我惊讶地发现，就像妈妈的梦中描述的那样，她的号是3号台。最为尴尬的事情，是刷卡后门没有打开。我们急忙返回手续处，原来，工作人员输入信息有误。我们再次回到地下，刷卡成功，妈妈刚被安放进去，我接到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