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澎湃新闻湃客
作者手记：年8月，我以采访者的身份进入山西医院重症医学科（人们习惯叫重症监护室，或称ICU）。凡是进入这里的人，得开始习惯关于死亡的种种。这里隔离着外面的世界，冰冷的医疗器械和复杂的人性交织，生离死别已成为常态。进入ICU的患者，一只脚已经迈向另一边去了……
与魔鬼赛跑
深夜两点多醒来，白茫茫的一片在我眼前晃动。眼前画面般不断重现的，是我在ICU里看到的一个又一个场景。
白茫茫的，是13床，26岁，重症胰腺炎。最初的病灶是隐隐约约的腹痛，而疾病却像魔鬼一样，跑得比他快千百倍。跑着跑着，疼痛蔓延，他呼吸急促，像被扼住了胸腹，喘不上气，陷入昏迷。
“你站着吃喝有多舒服，躺在这里就有多受罪。”护士长贾淑慧一边轻按13床的腹部，一边劝慰。戴着呼吸机，插着引流管的13床，已经被ICU的医护工作者，从飞跑的病魔手里，争分夺秒地抢回了生命，他的意识已经渐渐清醒，听到了护士长的一番温言细语，他微微地点了一下头。
白茫茫的，是高处坠落的10床，52岁。头骨裂，脾、肺、锁骨、手腕等复合伤，颅内血肿、液气胸，昏迷。下午4点，ICU探视时间到了，10床的家属一个一个地轮换着进来，换上一次性隔离服、一次性口罩、脚套后，跨过ICU门内的红线，来到亲人的病床前，有时俯身默默注视，有时缓缓地抚摸着他的手背，有时轻轻地拍打着他的脸庞，有时按摩着他的腿，他们轮流地叫着他——“爸爸，爸爸，听得见不？”“爸，在您摔伤住院第三天，我已经如期举行了婚礼，只是您没有拉着我的手，把我亲自交给您看好的女婿，您没有参加为我准备好的婚宴。”“老头子，醒醒，今天清醒点儿不？”“哥，我从太原回来看你来了，手腕能动不？过几天你侄子就要上大学了，我还得送他去院校报到，你快好起来呀。”他的家人们已经呼喊他6天了。他却迷糊着，似醒似睡。他的双手、双脚绑着蓝色的约束带，床头心电图记录监测仪、多功能呼吸机、氧饱和度监测仪、注射泵等，连接着10床身上像五爪鱼一样的一条条、一缕缕的生命管线。
白茫茫的，是11床的脑梗、肺部感染，91岁。她的女儿说，“老父亲躺在这里差两天就满33个月了，多次下病危，多次抢救。梗就像一根刺，卡在大脑的司令部，身体的机能就此失去。一旦得了梗，多少金钱、权势、地位，都没有力量抗得过那根刺的恶毒。
……
许多的白茫茫，都无法抗击那个看不见又仿佛无处不在的魔鬼。白茫茫的床单上，是白茫茫的死亡。
对于“活着”，我们已经成为习惯，就像习惯于呼吸空气，习惯于一日三餐，习惯于晨起夜歇。死，永远是别人的事情。
而在ICU，生与死却非常具体。具体到每一个医疗器械，具体到每一根插管，每一个创口；具体到20厘米、30厘米、40厘米的引流管，厘米的鼻肠管；具体到从中心静脉的穿刺，到大腿根部建立深静脉通路，插入15厘米的管线；具体到每一根或长或短的引流管，插进身体的每一个或大或小的漏洞。这些漏洞里，住着生，也住着死；这些长长短短的管线，连接着生，也连接着死。它们，都在进行着生与死的拉锯战。
ICU的家属休息室里，每天都会看到各种表情的面孔，有悲伤的、焦灼的、着急的、期待的。从白天到晚上，从凌晨到深夜，他们或在门前游荡，或在窗户外踮足往里眺望，或呆呆地坐着，或失神或痛哭。病人的每一个变化，都牵动着家属的表情。
躺在白茫茫的病床上的患者，正一分一秒死去，又一分一秒地从死亡线上跑回，一分一秒地摘掉呼吸机，又一分一秒地培养自主呼吸，学会说话，学会吃饭，学会微笑。
一分一秒，九死一生。
心率。
呼吸。
心电图。
血氧饱和度。
每一组数据里都隐藏着生与死。
从来没有一个地方像ICU离死亡这么近，几乎每天都在上演着生死抢救，“快，血压掉了；快，心率掉了；快，呼吸衰了；快，心肺复苏；快，注射肾上腺素……”
有人离去，又有不断的人等着填补进来。
ICU病房内景（本文图片均由作者拍摄）
谵妄状态
轰隆——轰隆——轰隆。
年8月22日深夜，轰隆声一直在响，如风，吹在病床对面浅灰色的墙壁上，被逼退回，又一次呼啸着扑过来。
13床慢慢地睁开了眼睛，责任护士刘静赶紧上前，“醒了？！”看他眼睛不眨，愣愣的，刘护士赶紧叫夜班医生——“13床睁开眼睛了。”他眨了下眼睛，无力地与护士对视了一下，慢慢地看了看左右，白茫茫的床上，每一床都“插满管子”地活着，他仿佛受不了光似地又将眼睛闭上。
几秒钟，张医生从值班室跑到病床前，进行一番检查，并喊他“醒醒，清楚不？”13床再次睁开眼睛，“看床对面的表，3点23分，是深夜……”张医生边检查边和13床说话。
13床看了看表，再看了看房间，全封闭的。没有风，轰隆声是床头的机器发出的。病床的左侧、右侧，更远处，到处是机器，到处是轰隆——轰隆的声音。
他的床畔也有机器。大的是呼吸机，稍小一些的是心电监护仪。他的肺部感染、呼吸衰竭、双下肺不张，那是帮他呼吸的，没有它帮忙呼吸，他一口气喘不上来，人就会不行。
他看到了无尽的白茫茫将他包裹、淹没，又看到血淋淋的人，白大褂在机器间急促地穿梭着……
“我要回家，我要死了，我要死啦！”
“快，走啦，回家，我要回家见亲人。”
“快装，快点儿，这是几吨车？”
“什么时候发车？几点发车？”
“啊，血，血呀，我要死了……”
他狂躁不安，胡言乱语，四肢挣扎，蓝色的约束带被他绷得紧紧的，他满头大汗，精神紧张、狂躁乱语。
“你看，没有呀，没有血！”责任护士安慰着他。值班医生从ICU外休息区喊来了的他的姐姐，让亲人也来病床前安慰他。
那是重症监护室综合征的体现，人在这种全封闭环境下，亲人不在跟前，整天接触到的都是各种机器声，都是刺眼的光，会看见各种惊心动魄的抢救场面，恐惧和孤独感会让他产生种种精神障碍。最严重的是谵妄状态。
“什么是谵妄？”我问。“就是意识障碍，思维混乱，产生幻觉，多为视幻觉，也有听幻觉的，不论是视幻觉还是听幻觉，一般的内容都令患者感到恐怖。”
13床的邻床14床，68岁，做开颅手术后，凝血功能差，病情危重，一直休克、昏迷，输血浆、抢救。对此，13床虽然似醒似睡，有时也应当看到了。而且，他前几天病情严重，时有昏迷，床畔是多功能呼吸机、心电图记录监测仪、氧饱和监测仪等仪器，这些机器形成的报警声，也令他迷迷糊糊中感到恐怖。
次日晨间，护士长协同责任护士一道，给13床洗了头发，全身进行了擦浴。一边擦浴一边检查他的皮肤有没有青紫的、潮湿的地方，一边与他慢慢地聊天——
“你害怕什么？害怕病呢？还是经济困难害怕？”
护士长又说：“大夫已经从病情到治疗，从费用到病愈都给你讲了，你也能感觉得到，这个病一天比一天好转。这也不是什么治不了的病，费用下来也不是最重的，你还那么年轻，如果配合治疗，病程也不会太长。”
然后再把情况告诉他的家属，在下午4点探视时，让家属支持、鼓励、暗示他安心。并且告诉晚上的责任护士，将该输的液体在睡觉前进行，睡觉的时候不要打扰他，把床畔布帘和窗帘拉好，关了灯。
果然，经过这一系列的措施，当晚，13床没再胡言乱语，睡得安稳。
护士们正在协作护理患者
“放弃一切治疗”
“ICU面对的是一只脚迈向另一边的患者。”主任医师王军怀说。作为医生，分明知道救不活的病人，看着他们上着各种机器，插着那么多的管线，一关一关地熬着，确实很遭罪的。”
有一位老人，到ICU时，大腿、髋部的褥疮烂得见了骨头，浑身臭得熏人。老人住进ICU，气若游丝，呻吟声如同小猫咪叫。儿女们来了，不是商量筹钱给母亲治病，而是商议签“放弃一切治疗”，怎样把老人接出ICU。
护士长说，“有些患者有钱可是没有命”，而“有些患者是没有钱救命。”现实就是那么具体而矛盾。
她说起曾经一位患者，农民，32岁，有一个孩子，父母已去世。他患了格林—巴利综合征，全身无力，不能自主呼吸，全靠呼吸机支持。其实，这个病治愈希望非常大，但钱呢？那时候，农村还没有实行农合医疗，他的家里只有两万块钱，当他的妻子决定“放弃一切治疗”，护士拔掉所有的管线时，他的眼里泪一直流着，一只手指头无力地伸向护士长，那种求生的欲望令人看着心碎。
护士长捏着简易呼吸气囊送他到家的时候，看到他家里有三眼窑洞，感慨“如果是他的父母在世，可能会卖了窑洞救他的命，然而，妻子只得‘放弃一切治疗’”。简易的呼吸气囊，靠人不停地挤压气囊，送进空气供他呼吸，那气囊又能维持多长时间。
护士王玮还记得她刚到ICU工作时护理的第一位病人
那是一位40岁的重症胰腺炎患者，合并其它疾病，在ICU仅能维持生命。她住了半个多月ICU，每天长长的费用单催着她的家属四处筹钱，催费单上几乎天天出现9床的名字。9床，欠费元。9床，欠费元，9床，欠费元。
那些日子，9床成为ICU护士们时不时地谈起的话题，她们担心她的家属会选择放弃治疗。果然，9床不得不出院了。“她前几天全身浮肿，呼吸衰竭，行气管插管，上着呼吸机”。
王玮记得很清楚，那天正在做晨间护理。突然家属进来了，站在病床前一言不发地望着9床，又将目光转向主治医生。他们已经单独和医生沟通过了。9床看见丈夫进来，她浮肿的脸上浮上一层笑意，吃力地向丈夫伸了伸右手，她想拉住丈夫的手，但丈夫没有把手伸过来，他正望向医生。
医生停顿了一会儿，才说，9床，我们把管子拔了吧。9床脸上的笑意顿时凝住了，怎么又要拔管子？她说不出话，但眼神里是疑惑。她将目光从医生转到一旁的丈夫，丈夫目光看向床畔的监测仪，没有说话。
终于，他的丈夫说话了，咱们回家治，真是没有办法在这里维持了，亲戚都借遍了。护士要伸手解下她嘴上的呼吸面罩，她一把抓住呼吸管子，惊恐地望着医生，再望着丈夫。管子插在嘴里，她无法开口，可是她很清楚，这是救命的管子，哪能拔掉？管子在一天，她的生命才能维持一天。
当护士最终伸手拔掉她身上的插管的时候，她抓住护士的手慢慢地、无力地松开，眼泪一直在流。几个月后，得知她去世，她的家属说，其实他们每天都在窗户外，踩着凳子往里偷看。
每天探视时间一到，家属们轻轻地走进病房，默默地穿上一次性无菌服，走到病床前，给亲人揉揉腿，擦擦脸，喊一喊亲人。然而，多半是喊不应的，原本医生已经交待得很明晰的病情，家属们却每天反复地问医生——
“今天叫他还是没有反应？”“没有。”
“一点儿也没有？”“没有。”
“一点点也没有？”“对不起，我们医生尽了全力。”
对话过后，沉默良久。家属的眼睛仍看向医生。无力、虚弱、执拗，又悲伤。“放弃”这两个字梗在喉咙却谁也说不出口，谁也不愿意先说出口。
通常，医生会换一个说法：你们也尽心了，病情一直不见好转，要不，接回家去保守治疗？尽管医生说得委婉，但家属也听明白了医生的意思。
回家？回家就意味着放弃。意味着对亲人生命的宣布结束。意味着杀死一个人的不是病，是家人。
这一时刻，家属的眼里装着多少虚弱，心中反复地斗争：不是我们无情，不是我们结束了老父老母，丈夫妻子的生命……
8月17日，14床从急诊科手术后，住进ICU，直到9月5日，护士长说，“14床还没有醒来，能睁眼，估计醒不了了。”
像14床这种脑出血，做了开颅术的患者，要起死回生，起码得闯过三关。脑部还会不会继续出血？这是一个问题，过了这关，还得过水肿关，这期间，病人头部面部会像发面馒头一样肿起来。因为水肿压迫，可能使脑组织产生损伤性，甚至坏死性改变。渡过这一关，还有炎症关。一关一关渡过，不知道在哪一个关口就被卡住了。
我见到了14床的儿子，37岁。他说——父亲不抽烟，不喝酒，平常身体挺好，一年到头连感冒都没有。8月16日清早，父亲回乡下老家。下午5点被人发现，父亲躺在老家的地上神志不清，旁边倒着一架梯子。呼之不醒，唤之不应，立即拨打送到阳泉二院就诊。CT显示：颅脑损伤、出血。立即医院急诊科，复查CT，进行手术抢救。
“爸，两个孙孩你不管了，要开学了，大宝、二宝还等着你，你坚强点儿，你快好起来，我们都等着你回家……”儿子每天都不停地与父亲说话，渴望能喊醒父亲。
7床的丈夫，家在河北省微县，26岁，他说，他们结婚还不到一年的时间。医院妇产科剖腹生下孩子。当天，因脑水肿挤压脑干昏迷，医院，妻子两个瞳孔已经放大了。
就这样，妻子住进了ICU，成为植物人，这14个月，他除了一个月回老家看两天孩子外，其余时间不分白天夜晚地在ICU外的休息区守候着。护士长说，以前我不喜欢7床的家属，他不遵守探视规定。现在看到他一年到头床前床后、衣不解带、不离不弃地侍候，又不得不佩服这样的男人。
“现在14个月过去了，看着妻子四肢越来越僵硬，肌肉开始萎缩，虽然清醒了，但常常哭泣，我有些后悔当初同意给她签字做开颅手术。顿了顿，他又接着说，不做手术吧，才23岁呀，虽然大夫说了，即使下了手术台也是植物人，但我还是要赌一把。”
已是晚上八点多，我问他，你吃晚饭了吗？他说：“没有，八点半护士要给妻子灌肠，他要进去帮妻子揉揉肚子，这些天，妻子老哭，他得哄哄他。”之后，他又说，不管怎么样，总算看到了一丝生机，妻子从植物人醒来了。
然而，他又觉得妻子清醒了，却比那些陷入昏迷的日子更痛苦，也许她的哭泣来自于不能接受的病魔，她的肢体都不能动，她绝望，她挣扎。
一切遵医
9床，42岁，他从肾病科转入ICU的，呼吸困难，烧到39度多，但始终意识清楚。在抢救的过程中，他气管插管，戴有创呼吸机，加之鼻饲管。一般来说，对于意识清楚的病人，是耐受不了有创呼吸机插管的，但9床始终坚持。医生在他的大腿根、股之间，建立深静脉通路的时候，要往他的静脉里插入20多厘米的管，他的眼神里透着恐惧，但一直咬着牙、攥着拳头坚持。
由于他的配合，很快就转入了普通病房。
不遵医的，医生给家属解释个病情，都得三番五次。做检查或是抢救，需要病人家属签个字的时候，得费老多的时间和家属沟通。殊不知，就在这个时间段里，如果是危急病人，就失去了抢救的生机。
一位出车祸的盂县小伙子，32岁，头部损伤，昏迷。当医生与家属沟通说做手术的时候，家属左右拿不了主意。人已经昏迷，你做手术也许就好了，不做手术就醒不过来了。
可是，等家属犹豫再三，同意签字手术的时候，那个小伙子已经开始发烧，凝血功能、血小板等身体指标都不允许手术了，错过了手术时机，最后眼睁睁地看着那么年轻的小伙子死去。
“在ICU，你前一分钟还是好好的，后一分钟可能就死亡了，你必须全权信任医生，才不耽误抢救。像我的父亲，91岁了，今年1月14日，一口痰卡住了，上不来，下不去，眼看着就不行。这个时候，家属必须遵守医生的决定。当时，张大夫给我说，切开气管吸痰。我们全家都立马同意。如果你说，那么老了，还要在身上留一个窟窿，那么，完了，一口痰是会憋死人的。”一位患者家属说。
手术后，她的父亲有时要靠机器吸痰，一尺多长的吸痰管伸进喉咙里，老人像遭受电击一样，僵硬着的身子，随着管子的伸入一次又一次地弹跳起来。但在ICU，还有诸多比吸痰更令人痛苦的操作——置管、下管，置深静脉通路等——这些虽然不像吸痰发出呼呼海啸般的声响，但病人的痛苦是显而易见的，有的病人紧攥拳头，有的紧咬牙关。这种时候，似乎是那些无意识的患者更幸运些。
医护人员正在查房、讨论病情
生命的最后一站
8月3日下午6点半，家住阳泉城区某小区的老人从急诊转进了ICU,医院做心脏搭桥手术后，回家第一天出现心率失调，呼吸衰竭。
8月4日下午3点22分，患者突发室颤，血压下降，立即进行胸外按压，给予肾上腺素，非同步电除颤，3点45分，患者转为窦性心率……
8月5日至7日，患者心率慢慢平稳。医护人员都像打了鸡血一样，一致协力：“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老人救活了”。
“13床血压下隆了！”
“13床呼叫不应了！”
……
10号上午开始，13床的护士不断地呼叫医生，不断地抢救。
上午，患者首先是血压下降，用了升压药，输血，输上了奥曲肽，继续给予多巴胺、肾上腺素、去甲肾等治疗……
中午12点开始，患者反应迟钝，意识状态越来越不好。
下午3点多，眼神散淡，呼叫不应，患者再度昏迷，再进行输液、输血抢救，患者便血，面色发暗、发灰。
下午4点37分，静脉注射肾上腺素，患者心率恢复了一点儿，每分钟到44，氧饱和监测不到，四肢末梢皮肤发凉发紫……
事后，ICU的一位实习生说，人在死时，那挣扎的表情，那慢慢散淡的眼神，好令人害怕。刚进入ICU工作的孩子们，都有一段害怕紧张期，就像护士王大明，他说大学毕业刚刚在ICU工作的时候，天天做恶梦，梦境里都是机器的报警声。
为了保持死者最后的尊严，尸体的料理必须要做得妥妥贴贴的。拔掉治疗和抢救的所有管子，对尸体进行皮肤清洁，将拔管出血处、皮肤溃烂处、口鼻出血处，都要用棉球或敷贴盖好。
现在，他被填进一纸证明——《居民死亡医学证明》。5厘米宽，8厘米长，薄薄的一张白底黑字的纸。
一个人生命的征程，不过是被无数次地证明，无数次地签字。出生证明、学生证、党员证、结婚证、退休证、老年证……对于13床来说，他已经停止于此，不再前行。带着最后一份《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从生命的最后一站ICU病房结束他六十三岁的人生。
医生推开ICU那道门，与等在门外的患者家属相见，不得不告知家属这个残酷的事实。一见医生从门里出来，家属们立即就围了过来。可是，都默默地，没有说话，只有目光虚弱地望向医生。
醒了？有心跳了？活过来了？
这些话在患者家人的心中翻江倒海，但他们不敢问。只是默默地注视着医生。
医生环视了一眼家属，再环视一眼，他实在下不了决心应该把目光落在谁的目光里。
儿子的？媳妇的？女儿的？孙辈的？
他将目光又慢慢收回，看着自己的脚下，地板泛着灰色的光。他盯着地板，摇了摇头，再摇了摇头。